近日,天津市出台了关于“调整完善社会保险”的相关规定,其中包括:自2013年1月1日开始,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初始参保年龄由现在的18周岁调整为16周岁。令人疑虑的是,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,年轻人就业年龄越来越推迟的今天,原先的“社保18”就是由多少父辈代劳了,如今的“社保16”,恐怕更是连祖辈也不得安宁,要为孙代劳。而据悉此前已有多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开始“试点”该项政策,据说还得到了“部分专家的肯定”。
需要说明的是,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,必然本着惠及大多数的基本原则,故都坚守着“可以有明显的受益者,但不能有明显的受损者”。如此看来,天津这个“社保16”,受益最大的肯定是“将钱收上来”的相关政府部门,受损者至少包括了反对延迟退休在内的广大多数,在“往后推”反对者汹涌的当下,“往前挤”也必然备受质疑。
事实上,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,面对一个接一个社保大案的频繁发生,那些“只管将钱收上来,不管钱去了哪里”的政府官员们,除了一会儿耸人听闻地传播“空账巨大”,一会儿又故作深沉地倒腾“延迟退休是必然”,如此反反复复打着多收钱的小算盘之外,就没有什么新鲜玩意。我们既没有见到相关部门看好百姓保命钱的尽职尽责,也没有看到他们为百姓保值增值的绞尽脑汁,相反,缩水、浪费与低效,倒成为老百姓看得见的必然趋势。
需要特别提醒的是,双轨制的存在,使得相关社保政策的制定者“根本就没有与大多数人坐在一条板凳上”,“社保16”的草率出台,也就不可能做到“以民为本”。更何况,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,“童工”的标准是指18岁以下。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计,应不再继续容忍“未成年工”的存在。现在反而让他们和成年人一样缴纳养老保险,更为不妥。
但是,政策民主化的进程绝不能因此止步不前,即使有“公民意识不高”这座大山的阻隔,我们也要在哪怕“走一步退半步”中前行。因此,对于“往后推找‘骂’,往前挤招‘骂’”的社会保障,现阶段我们不妨增加专家这一“第三方”的分量,尽可能采取“多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,多几个专家推敲”的政策制定,以及“多一些人,特别是多一些专家质疑”政策实施,在点滴积累中使之再完善和再调整,而不是继续着“小科员制定方案交差,政府仓促申报,人大匆忙表决”的懒官政策,进而避免父辈为儿子,乃至祖辈为孙子买社保的“雷人”政策出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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